十九届四中全会解读：慈善无国界，慈善事业有国情，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慈善无国界’这一观点很流行，它适用于人们参与慈善活动，却不能简单地适用于一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强调。 1月12日，第九届中国慈善年会在京举行，“中国慈善事业是否应该有别于他国慈善事业、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应该如何实践、慈善力量在2020年及以后要怎么做”等内容成为年会热议的话题。 “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必定要符合所在国家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文化。”郑功成表示，“中国的慈善事业必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定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这应当是中国慈善事业有别于他国慈善事业的最主要的区别，也是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制度、慈善模式、慈善文化和慈善理论。”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唐承沛强调。
基于上述认识，来自政府、高校、慈善组织、企业等不同领域的代表从不同角度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解读。 慈善活动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公益活动。对个人来说，法无禁止则自由，个人自愿参与慈善可以适用“慈善无国界”的说法。但是一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否如此呢? 郑功成认为，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必定要符合所在国家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文化。其中制度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及具体的慈善政策等，社会文化包括社会氛围、价值偏好、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两个方面并增强适应性，慈善事业便很难发展成为一项宏大的社会事业。 中国的慈善事业必须植根自己的国情，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郑功成强调：“中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经验，广泛吸收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文明成果，但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模式与方法，而是要研究中国的制度与慈善文化、创新中国的慈善模式，以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和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为条件;否则，慈善事业便可能与国家制度、社会文化难以相融，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成就发达的慈善事业。” 那么，慈善组织该如何理解我国的制度与社会文化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也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郑功成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至少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是慈善事业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应当在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二是慈善事业作为非强制性的扶危济保障民生的社会化机制，应当在中国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三是慈善事业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和重要载体，应当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中国的慈善事业必须纳入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体系中去通盘考虑。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引下，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既不以国情特殊为由扭曲慈善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以一般规律为由超脱于国情之外，而是在把握好中国慈善事业的准确定性条件下寻求适合国情的发展新路，事实上已经成为慈善界具有战略性、方向性的重大议题。” 郑功成强调。 作为民生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脱贫攻坚已经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必须回应的课题。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年，是迈入小康的收官年，冲锋号已经吹响。慈善行业具体应该如何做? 唐承沛表示，要紧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抓住“两不愁三保障”中的薄弱环节，汇聚更多慈善资源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聚焦特困人员、孤弃儿童、生活困难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关注他们的安危冷暖，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慈善服务。探索慈善力量助力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拓展慈善事业领域，履行慈善事业责任，协助党和政府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同心圆。 来自政府、慈善组织、企业等不同领域的十多位代表在年会上共同倡议，要广泛开展关爱服务，创新慈善项目;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积极推动文化教育扶贫公益事业繁荣发展;发挥互联网的优势，让慈善资源向脱贫攻坚充分汇集;引领和带动更多有志青年行动起来;将资源和项目投入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志愿扶贫活动;让因病因灾，致贫返贫的困难群体得到周急之助;积极建立区域性、行业性、枢纽型平台;积极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深入社区开展服务;动员社工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作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挥作用的主渠道。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慈善事业应该如何开辟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搭建社会成员之间助人与受助的桥梁，润滑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团结? 郑功成表示，要建立发达的慈善事业，包括相当数量(以百万计)的慈善组织与大众参与(以亿计)的志愿者、拥有相当规模(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的慈善资源与十分发达(遍及全国城乡)的慈善服务网络，以及现代化的慈善运行机制，“这是值得慈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东梅表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下，社会组织要想提高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必须要与政府进行良性合作。更要注重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不断汲取先进理念，强化核心团队建设，提高职业化水平。 在参与国内社会治理的同时，中国的慈善组织还有必要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认为，人类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大变局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情况下，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与作用也要与之相适应。 “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需要人类共同应对的问题，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各国非政府组织，应该携手合作，进一步调节国际关系，规范国际秩序，这有助于我们解决面临的共性问题。”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秘书长刘凯阳表示，“中国慈善组织参与到全球治理，能够进一步放大全球治理体系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使全球秩序更加公平、公正、合理。” 那么，中国慈善组织应该如何走出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龚建忠认为，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外交大局,紧紧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开展国际慈善合作。另外，慈善组织参与国际慈善活动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需求，同时也要坚持中国特色。 “我们希望政府和NGO能够保持畅通的沟通机制，让NGO能够在整体公共外交格局中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强调。 作为调节收入的分配手段，向现代化迈进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赢得信任的根本。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同时还提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慈善行业有没有能力让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分配中的资源放心地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如何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呢?这取决于慈善事业本身能否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郑功成表示，应当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制度安排、提升技术手段、厚植中华文化等加快推进慈善事业现代化进程。一是慈善事业发展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促使慈善制度安排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法制化。当务之急是切实推进《慈善法》的全面贯彻落实。三是发展手段现代化，包括借助信息化、互联网、利用市场化机制。四是厚植中华文化。中国的慈善事业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养，中国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化不等于走向西方化，而只能植根于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并走向现代化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实际上，慈善行业已经在慈善现代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慈善组织在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方面的创新，提高了效率，链接了更多的资源。据湖北省慈善总会秘书长谭光华介绍，湖北省慈善总会建立了能上能下的管理人员任用机制;推出了“慈善医疗众筹”、幸福家园村社服务、“童享阳光”困境儿童助养计划、退役军人关爱计划四个互联网创新服务项目;开发了地市县慈善会共享的平台。带动了全省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活动与互联网等科技手段的结合，让慈善变得越来越便捷、透明、可信。互联网公益产品的不断涌现，带动了更多企业和用户的参与。区块链的赋能，让慈善变得更加聪明，以技术的力量解决了信任问题。 慈善信托的落地实施，让财富进入慈善行业有了更多的选择，改变着受托人与受益人的生活。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总裁王永刚表示，慈善信托正是慈善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方向。信托制度天然具有慈善的基因，是家族传承的重要战略。年会上发布的《2019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国共备案慈善信托273单，财产规模29.35亿元，慈善信托数量逐年递增，社会各界积极探索和实践慈善信托。 慈善力量在非国有博物馆方面的投入，拓宽了慈善的领域，创新了公益的实现形式。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介绍，全国现有1606家非国有博物馆，基本上占全国博物馆的1/3。非国有博物馆承担了部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扩大了公共文化资源;完善了国家博物馆的体系。 “以中国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和众多的人口、日益积累的巨额财富、发达的技术手段，以及社会发展进步对慈善事业的需要，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穷的潜力，只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找对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就必定能够进入慈善事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郑功成强调。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8857号